关乎党和国的几个问题集中谈
流波
一、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问题谈
的确，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革命实践外，还来源于他们吸取前人成果的间接实践，如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在前人的理论、实践与现实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理论的核心和目的就是揭露有阶级社会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的本质，从而使被剥削、压迫阶级自觉起来推翻这个万恶的剥削私有制度，建立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度，这也是《共产党宣言》150多年来光芒四射虽几遭遮拦却仍熠熠发光的缘由。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随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完善，但这个过程即是理论指导下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过程，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对理论的不断充实丰富发展的过程，而决不是不同时期的刻意的理论创新或求变，这样就会陷入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泥坑。
马恩当时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几个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秉承这样的轨迹，而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冲破欧洲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封建农奴制帝国，世界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你能说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吗？你能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吗？
正如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这条城市暴动的革命之路却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难言的悲动。是毛泽东，这位集中华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人民领袖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精髓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中国革命开创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此，人类历史上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上最艰难险阻的革命战争史画一步步走向胜利。你能说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吗？你能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吗？
在这里，有的人会说，十月革命并未遵循马恩的旨意，毛泽东式的解放之路不正好又与十月革命的模式相反，怎么能说是丰富发展了呢？用修正主义者的观察，这不正是后者对前者的修正吗？我们说，非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于后来主席所概括的四个字：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一切剥削私有制度。至于说到你用什么方式去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就必须由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列宁、毛泽东的伟大、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主席的晚年思想，看当时的与苏联论战，再认真思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还能不实事求是地违心地左也说主席晚年的错误、右也主席晚年的失误吗？真正的共产党人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在社会主义公有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放弃了这些根本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则的不断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或所谓的融入世界的开放，从而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于狂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已经过了近二十五年的社会实践与检验，一些理论也好、思想也罢，只有放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前提大背景下，只有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解放斗争史的高度，这一宏大的实践就必将带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大丰富与发展，反之，就可能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悖，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课题！
二、关乎共和国安全问题谈
有人会觉得奇怪，一个普通网民，要来谈本属于高层的国家的安全问题，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而今天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也恰在于此：如果连一个非常普通低层的共和国公民都切身感受到国家安全的种种危机，国家是不是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了呢？
前不久看央视一台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电视剧内容不错。其中电视剧中反应出来的当时的一个历史氛围一直让我震撼不已：就是日本人视台湾为囊中之物的野蛮气魄并暗中在台湾无孔不入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手段，且这种态度到了与台湾首脑刘铭传公开叫板的程度。为什么在清朝的国土上会让外国势力如此明目张胆的产生对国家的威胁，有没有国防意识？！台湾有兵备道，有政府，是为大清的朗朗乾坤，但台湾的防范意识只有刘铭传等少数将士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感觉到小日本其大野心日趋而动，而诸如刘璈及儿子等小人败类更是为个人利益反与日本勾结还振振有词；以慈禧为代表的腐朽朝庭不仅意识不到列强环视，还认为中法战事后可卸甲归田，放马南山了，慈禧一心想的就是修园子过好其六十大寿。岂不知小日本磨刀霍霍积蓄已久，清庭上下这种无国防无意识和使内外反华势力、间谍能非常自由于中华大地的境况必然带来的是清朝和台湾的最后灾难。更具历史讽刺的是，慈禧、李鸿章等类岂料倭寇甲午就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不堪一击，那位用十年时间来与刘铭传打赌台湾的日本台湾商人（军事间谍）还专程赴安徽告知已被朝庭贬曲回乡双目失明的台湾卫士刘铭传，台湾已经割让给日本了。这个赌刘铭传彻底打输了，但赌输的不是刘铭传个人的缩命，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近代的悲惨命运。这个赌必定要输，输在统治阶级的昏庸无度碌碌无为，输在统治阶级的腐朽灭落鼠目寸光，输在统治阶级胸无大志遇外软弱可欺；输在统治阶级对内劳动人民横征暴俭，对外列强卑躬屈膝；输在统治阶级韬光养晦，被动求和；输在统治阶级不敢面对现实，只求息事宁人。一句话，输在统治阶级中的主事者政治上低能看不清世界整体形势，而奇才大志者却得不到赏识重用反屡屡遭嫉遭坷。刘铭传悲愤欲绝，伸开五个手指哭泣着：五十年！五十年啊！
这些日子，又看央视的《长空铸剑》，这么重要的空军基地，一台资企业就在旁边，今天的中国大陆还有没有国防意识呢？从表面上讲，从有关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来说当然是有的，但在物质利益第一、经济为中心的大环境下的大陆实际，国防甚为堪忧。大的新闻时事，如军队中的将军级、政府官员中的相当级中高级干部一不小心就是中华敌对势力的高谍，就如现解密了的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军队，连蒋的高级侍卫、参谋动辄就是地下共产党一样的话，这个国家安危境遇就危险了，这里就不谈了。笔者以几个生活工作中感受到的事来说说此问题。就在美英对伊拉克战争期间，曾有好心爱国者给笔者来过信息，说他们企业的总部在美国，总部来电，要他们的员工上网发信息，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后来又有有心人在网上揭露美日雇用的枪手专门在大陆的一些门户网站上发贴，一是放肆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不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污蔑；二是打击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诋毁中国取得的任何成绩，对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进行恶意辱骂和贬低，称他们是“爱国贼”、“粪青”、“太子党”、“共狗”等等；三是制造谣言破坏稳定，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混淆颠倒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抹黑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等等，以此搞乱中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感到愤懑的是在今天中国的网络上，这些网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真真假假，还严然一副主人的姿态，网警们对此不仅毫无戒意，反而可能把其当成朋友；反倒是对讲些真话、实话的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心存芥蒂，密切关注，由此更加助长了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气焰。其次，笔者感受颇深的是遍布中华大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类企业、各类办事机构、打着文化科研招牌的各类研究机构等等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边，是个人、境外、敌对势力在共和国的一个个独立小王国、小堡垒，说不定就是暗藏着的人民共和国的毒蝎縻集的场所；相反，主席时代，无论工厂、学校、文化科研机构等每一个地方都是共和国自己的坚强阵地和战斗堡垒，是对付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另一层保障。再次是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建设、地方利益可置国家利益和国防于不顾，一些驻有重要军事国防部位的地方，敌对势力常以投资办厂而来，军事单位明知有问题但又怕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等等而显得无可奈何，于是，中国的军事几乎暴露无遗。笔者感觉，现在的这种危机比刘铭传时期更有过之无不及！对于现阶段的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有时更感悲凉的是，自己的一腔热血、爱国情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说不定换来的就是自己政府的牢狱之灾和敌对势力的毒手。就如当时的刘铭传，遭朝庭的贬曲不算什么，但真遭了日酋的暗算也白遭了，其手下不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是日寇所为而无能为力，国家到这种地步怎么说都危险的了！
三、关乎市场经济问题谈
新中国五十五年来从根本的经济制度来划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三十年是主席时代，以其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辉煌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即害怕又钦佩——修正主义者、自由西化者、汉奸无能者们越想否定越显其辉煌！毛泽东（毛主席）三个字已成为人类解放的永恒标志！那时是真正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的时代，阶级斗争这根弦紧绷，坏人坏事人是很难见阳光的，特务间谍很难藏匿，牛鬼蛇神也规服规法。虽有帝国主义及其爪牙环伺，虽有不下十次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核威吓，怎奈何毛泽东思想光芒四射，总能玩帝修于股掌，化险为夷，扬眉吐气。后二十五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党与时俱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当头、不谈主义、不问姓社姓资、不争论、韬光养晦，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西方模式的GDP增长做为国家发展的指标，外贸经济、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繁荣。
要由社会主义的公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现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经济，不经过一定时期的斗争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必竟毛泽东思想武装和教育了整整几代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哺育下的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坚定的，既或这些向往市场经济的政治的知识的“精英们”具有了决策和绝对的话语权。
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①回忆市场化改革目标是怎样确立时说：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１９８０年，在由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在对《意见》作说明时，薛暮桥曾语重心长地讲道：“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深深感到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
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从１９８１年冬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重新抬头，虽然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最终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没能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取得进展。
１９８４年，马洪受命组织社科院的几个研究人员写了一篇文章，要给市场经济翻案。这种要求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领导的认可。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最后，这一提法被写入这次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
然而，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并未平息。１９８９年以后，有些理论家坚持认为，惟一正确的说法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决不能提市场经济，否则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１９９０年７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们就这一问题正面交锋。当时，市场这边的力量很单薄，这次我站到了捍卫市场的第一线。会后，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意思是批评我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许多学者和领导人的努力下，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这场争论一槌定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吴敬琏的这个回忆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突出重点，得意功名喜形于色、渗透于文。
是呵，一心向往、迷信市场经济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搞懂，对主席时代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深恶痛绝，耿耿于怀。盼星星，盼月亮，现在终于有大显心中理想的时机到了，终于可以在“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等等的精神指导下，放手解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了，而且不似苏联的狂风暴雨式的一步到私有制的改革而是冷水泡荼慢慢浓式的改革，形成了中国模式，这些学者精英们能不感到高兴与爽朗哩！
于是乎从国家到省到县甚至于到最小的基层乡镇极尽倾斜优惠之能事、以出卖土地、资源等各种下策引进外资、台资让其赚大钱然后施舍几个小钱做为税收是以各级党政官员们喜气洋洋有了政绩有了资本又可攀升。于是乎东南沿海开放有利之地的各种作坊试工厂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内地、边远各省市区的农民趋之若骛——为着一月三四百元有的被关在如囚笼的工作间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甚者比解放前的包身工还包身工。于是乎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保护、促进个体、民营经济（其实就是私有化）的浪潮中社会主义的公有的集体的经济土崩瓦解了——不急——精英学者有办法——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嘛！于是乎以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急切切与资本国际接轨加入了WTO，虽然社会经济体制转换成市场经济体制，但帝国主义国家有意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你政治体制还没改到人家满意嘛。于是乎民营（私有）的股份制的各种公司集团不断涌现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些看似经济的东西、利益渗入到共和国的各个领域——甚至军队。这种以西方模式的GDP增长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以引进外资、侨资、台资为主要形式的外贸式经济、商品经济使社会表面获得了空前繁荣，这些学者精英们能不感到骄傲与自豪哩！
不过，搞市场经济真能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胜利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大大步地前进的话，你就再没有理论体系和哲学思考也是从实践上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之，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的国家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又转而搞今天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之路，使社会主义形态又变成真正的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本来要去革命要去推翻的社会形态，这样的话你再宣扬再大树特树不仅形成不了理论而且必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悖！
四、关乎台湾问题 再谈
掘文《谈谈台湾问题》一文中基本谈清楚了一些问题，但考虑到这个问题是近两年的关键问题，再没有时间可耽搁的了。如果这一两年没解决台湾问题，还在以什么最大的诚信诚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结果——台湾独立。今后再谈台湾问题肯定是谈另一回事了，因此必须再强调谈谈。
高层的同志之间无论在这或那有这或那的不同意见分歧，但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统一起来，必须坚定的统一到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来，必须重新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气魄武装起来，如果还心存着一点或半点的侥幸或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政绩而有所犹豫彷徨，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为着个人在政治生涯中的平稳，搞经济总不会错，外交上和浠泥能过就过不扯事，对外能软就软损失点国家利益不要紧，政治上军事上不敢有半点不要说大点的气魄，总之在我的任其内不出大事，这种无所作为的思想就是今天一些人普遍的行政思维——这是典型的丧失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斗争理想的庸俗的共产党人的必然！也正是这一思想观念下形成的对台政策措施的偏见颇造成了台海今天这样的紧迫格局！也正是这一思想观念下形成的对外政策外交的软弱才使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小布点国对我国的不恭不敬的野蛮轻视态度越演越烈。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但同志，这不是一个乡，不是一个镇，而是我央央中华大国！因此，为着国家、民族、党的大事计，为祖国统一，为着中华第二次复兴，有这样的一个大当者，走出来，拿出勇气来，重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把真正的民族的、爱国的、社会主义者重用起来，坚决剔除崇洋西化之风，为着祖国这一神圣的统一使命而战！如此，全国人民必当（当然现在已有了许多汉奸卖国者除外）同仇敌忾，奋勇争先；社会势必民心大聚，国气抖增；当此大任者就会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毛泽东的真正的继承者，人民才会真正的拥护和爱戴，党的真正的核心才又一次真正的树起来！
为此再次呼吁，台湾问题就是这一两年左右的事，决不能再拖！美国着急在、最恐慌在中国大陆目前的突然出击，因为他的防御体系还要在5——10年左右完善，所以不断的说和做这方面的文章，以乱和引诱我进入这一圈套，拖延我进攻时间；我们要做检讨的是我们的国防基本耽误了近二十年，一些核工业基地如今成了放羊的地方，要没有南斯拉夫这一屈辱，这个和平发展的主题不知还要贻中华多久。但必竟有主席时代的基础在，毛泽东思想的精魂在，我们只要拿出打核战的英雄气慨，拿出拼死的决心，就一定会取得胜利！还是那句老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真搞，美国就是纸老虎；反之山姆可能就成了真老虎。台湾问题一解决，小日本跟着就老实了，南海问题也会相应解决，美国也会真称你兄道你弟，现在的一切都是装的。
五、关乎腐败问题谈
自改革开放心来，腐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就如小平时期开始的“严打”，但越打社会秩序未见得就有多大的好转一样，反腐亦是如此。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要从社会的根本上去找原因，否则是越找越乱越邪乎越不得要领。
腐败是剥削制度、假民主、假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从人类发展的几种主要的剥削社会形态来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腐败是越来越盛行。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奴隶社会是最典型的专制强权社会，等级森严，奴隶主阶级掌握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社会意志意愿可由强权强制实行，需要由腐败来实行的层面还不多；到了封建社会呢？虽然皇权绝对至上，但人类必竟向民权道德制度的方向边进了大步，强权专制相比起奴隶社会来有了巨大的起步，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近三千年来的封建礼教道德，在道教表层下的社会层面需要腐败来实行的意志意愿骤然猛增，腐败开始成为社会的必然盛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人权、法制被西方喊得震天响，西方社会可以说基本就没经过典型的封建社会大多由奴隶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越是民主、法制表面的完善腐败也就跟进越发成熟。因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说到底是保护有权、有钱的一小部分人。腐败成为民主的必然附属，就如黑社会是资本主义法制的附属物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民主、法制幌子下最为典型的腐败社会。
但我们今天知识主体意识群有一种误识，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等是民主、法制国家，人家的腐败没我们今天多、没有我们这么盛，言下之意就要更加学习发达国家的民主、法制。有些人骨子里其实还就是借这个要中国彻底走上资本主义之路。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腐败呢？我想，腐败也是一个相对概念，绝对的无腐败也许共产主义社会也做不到，因为人情关系总还是有的，还是具体分析一下。我们共和国五十五年来，腐败真正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大的不治之症的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并不是说没有腐败，当时就有毛主席亲自批准枪毙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主席时代发展到后面，走后门成了一句社会的流行语，这也就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社会腐败之风了。但主席时代又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最繁忙的时代，思想的警钟长鸣，主席一直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特权，文化大革命就是最为典型的反腐败、反党内走资派的思想教育大运动，所以主席时代的腐败病毒还只是游离于社会的表面，很难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深层里去。主席有言：谁腐败我就砍谁的头，我毛泽东腐败人民就砍我毛泽东的头！上梁正下梁也直！我一直都讲这样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对资本主义开放，主席时代我们留着香港不就是面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高压和经济封锁向西方开的口子，也就是你封锁我我还偏要向你开放哩！这是主席一贯的气魄！关键是决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与资本主义经济接轨的开放，如是，就必然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就白革了的尴尬局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千真万确的。剥削制度之所以是剥削制度，关键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只要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国家，不管你表面的民主、法制有多健全、多完善，腐败、黑社会、黄赌毒就成为必然，几百年来有哪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可以杜绝它固有的顽症的呢？因此，从农村的土地单化开始到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不管白猫黑猫的个人发财致富，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又来强调为人民报服务、艰苦奋斗、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就成了现实的背悖！请问，从上到下的都有或直接或间接的有子女媳妇亲戚动辄就是大财团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首席代表的，这个腐败怎么反？去看看北海的一些烂尾楼是哪位“建筑大设计师”的子女搞的，你就知道这个腐败怎么反？动辄就是其子女在发达国家读书留学深受发达国家的民主、法制教育而内心鄙视祖国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请问这个腐败怎么反？既然一小部分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暴富起来了，凭什么执政的大小官员就要守着这一份清贫呢？．．．．．．所以，不管你这也反那也反，打雷也好，下雨也罢，都是治标不治本，不反掉这根本的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铲除今天社会基本的腐败！
六、关乎教育体制 问题谈
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其是中国经济制度转型而波及到上层建筑转变的必然，也是中国教育体制向西方转变的必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没错，问题是一个中国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了英语的学习；一个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从小学到高中、从进一步学习到高校及硕士、博士更是步步而严；接下来的找工作、职称评定、职业认证无一都要进行英语考试。请问，英语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英语考试吗？我敢肯定，没有。就象我们本是汉语国家，怼汉语的认识却几许谈忘了。有不少大学的老副教授气不打一处来：所从事的学业本来就不需要语言上的英语，但要进升正教授就必须过英语或别的什么语的考试关，可见外语考试反正成了一个坎，不是你需要不需要，社会需要不需要。这种外语在中国今天社会的过分强调无孔不入不仅是中华教育资源、人才培养的极大乱费，而且是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的慢性摧残，将对整体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而做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校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与西方办教育的方式接轨，也就是什么教育产业化，产业出高校、科研成为最典型的腐败阵地，产业出大多数的孩子读不起大学，产业出除了出国、打工后就没有了什么出路，产业得我国的科技年年退步，产业出了一片片崇洋西化者哈日哈美者。动辄进个初中高中的就是一万二万的高校就更不要说了，这就是中国今天的教育，当然，又是一小部分富起来了！
七、关乎左与右问题谈
中国有话古话，叫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或曰此一时彼一时也。主席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牛鬼蛇神、封资修流毒、自私自利思想被红色的浪潮滚滚扫荡，右倾思潮、右派是非常难见得阳光的，这是由毛泽东时代的强大正义所决定的，谁都无法回天。自小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社会几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过去所做所为全可框进“左”的箩筐中定为左患左害，大家齐诉之诛之。小平因吃了“左”的亏，故特别的不断的叮嘱党内要反“左”，从此，天然地携带着红色光环的左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源，社会由于经济领域的个体化越发向人性的恶展开去，一切向钱看，西化媚洋成风，黄赌毒普遍回潮，右倾思潮张扬无忌，右派成为社会主体力量，左右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动辄就挥舞着反左的大棒向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袭击，打你个措手不及！
其实，历史上的好坏主要地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立场来看，是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角度来观察还是站在一小部分精英的立场、角度来观察。如果说主席时代的过左，是把正义张扬的过度，从而伤害了一小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和掌权者的话，则后来的右就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当初革命的初衷，又走到人类自然的的弱肉强食的剥削的丛林规则里去了，正在与西方“自由”世界接轨和要完全吻合了。
“左”、“右”都可能给革命与建设事业带来损失甚至葬送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有证明的。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党内最先产生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后，又连接发生了以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反映了当时党对这些“左”倾错误的认识。但研究这些左的错误，与其说是左倾，还不如说是机械唯物论和对革命的盲目性所造成，一句话，就是没有搞懂当时的问题，分析清楚当时的情况，坚持对国际共产的绝对服从和信仰，不从自己的现实和实际出发，因此也有说是左倾盲动主义。简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没有搞清楚问题没有从现实出发只顾照搬别人的经验去乱做，必然失败。新中国成立后的“左”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我们现在的宣传，大概形成的概念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左”的错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等等，也就是说新中国后的所谓“左”就是行政过程中急起直追向共产主义猛进的毛病，向资本主义、自私自利、崇洋媚外思想进行斗争的过度，向封建、迷信、腐朽的东西进行猛烈进攻的过火行为，最主要的就是向右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专政，等等。这样，当主席后，在主席时代受了“苦”的知识分子、重新上台的官清算这个“左”的时代就到来了。
历史上的右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背叛革命，向往西方自由花花世界，向反动势力投降，最后自己也走到反动的剥削的路上去了。不过今天强势力国家的右与弱势国家的右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右倾势力是典型的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者，他们排外，主张侵略，如美国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以色列的沙龙等；而在弱势力国家，右倾势力就是对外卑躬屈膝，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民主，主张缺投降或被殖民。正所谓强弱右倾势力相辅相成，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在我国，民族、爱国、社会主义者一脉相承，而右倾西化、汉奸卖国者一丘之貉。为着民族、国家、真正的党、真正的社会主义计，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的做一个民族的、爱国的、社会主义的左派！要彻底驱散右倾势力二十多年来对“左”的阴霾，当然也要吸取历史上机械的、盲目的教条主义的左的教训，坚决地与右倾势力、右派做斗争，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于危难！
2004年8月
①2001年《中国市场》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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